民航局：机上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而社会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

[26]但中央考虑到新民主主义是过渡性质的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在文本上不明确写，可以在经济性质部分，表述为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随后，相关的一系列判决进一步在州权与联邦权力之间进行了平衡，最终以比例原则(congruence and proportionality inquiry)的方式限定剥夺州豁免的合宪性，实际上使得州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使得州在执行联邦政策时负有更多的义务。

[37]《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4日)。3月23日，2383名代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提出宪法修正案的补充修正案。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通过法律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合理限制。[31]1982年宪法中社会主义共出现47处，其中序言出现22处，第一章总纲出现24处，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出现1处。这些犯罪是否构成最严重的罪行从而适用死刑需要进一步的评判和反思。

[27]据统计，1954年宪法中社会主义的表述出现15次，其中序言中出现8次，总纲中出现7次。另一方面，它又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要求国家承担必要的调节功能，并通过特定制度为市场主体施加社会责任。(强调为原文所有) (11)英文原文为：It might be said,at the cost of some inaccuracy,that whereas rules like those of the criminal law impose duties,power-conferring rules are recipes for creating duties.同注⑨，H.L.A.Hart书，第33页。

(33)总之，根据霍菲尔德的分析，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只要一方被授予法律能力，与之相关的另一方就必须服从拥有法律能力一方的支配，即为法律责任。债务人就义务违反不可归责者，不适用之。他认为，这个法律规定仅仅施加了一项责任(liability)而非一项义务(duty)。哈特另辟蹊径，跳出报应论和功利论非此即彼的论辩窠臼，从捍卫公民自由、阻止政府和法律过度干预的立场来阐发自己的责任理论。

直到奥斯丁，英美法学家才一致地使用duty作为right的相关术语，而obligation在普通法中以一种被严格限定的意义与duty交替使用。其中，前四种观点均出自二十多年前张文显教授的专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而担保说也是三十年前梁慧星教授在《论民事责任》这篇论文中引用的我国台湾学界的观点。

由此，近来关于刑事责任的讨论都是围绕宽恕条件(excusing conditions)而展开。即便报应论因为功利主义的批判而式微，这也不足以导致法律责任的概念、原则及制度被一并抛弃，因为法律责任原则及制度具有一些独特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不同于报应性惩罚所具有的那些价值，同时，对于主张以保卫社会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也同样重要。同样，在其他规定中，法律效果也是取决于某个人对某种情况‘负有责任(verantwortlich)(如第323条第6款、第326条第2款第1句)……依照第276条第1款第1句的基本规定，债务人必须对故意和过失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说，债务人只在其对给付障碍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必须承担责任。尽管有人认为，使用笼统的西方称谓容易忽视国别意义上的特定时空性。

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并经过长期发展而得到普遍承认的法律概念。(15)英文原文为：The question will still remain why this type of obligation(whatever we call it)is different from the obligation that rules impose upon judges,and why it entitles us to say that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re not part of the law but are merely extra-legal standards‘courts characteristically use.同注(13)，Ronald Dworkin书，第35页。反过来，法律责任的独特价值并不因报应论和功利论的互相批评而受到削弱。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而言，法律责任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要求赔偿和行使惩罚权的正当性基础。

①关于这个法律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法律观念(conceptions)，笔者赞成哈特所阐发的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观，这是一种同洛克以降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高度契合的法律责任观。如果说我们是在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概念，那么，我们的概念也仍然没有达到西方概念那样的清晰严谨。

徐国栋教授所著的《民法总论》(第二版)这本新近出版的教材列举了五种关于民事责任的代表性观点：处罚说、后果说、责任说、义务说和担保说。(29)可见，在代理人被授予特定法律能力的同时，被代理人就有相关的法律责任产生，该法律责任使得被代理人必须接受代理人运用其法律能力所产生的相应的法律效果，或者说，被代理人必须服从代理人的安排或支配，这就是被代理人的法律责任。

而佟柔先生认为，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是对违反民事义务行为的法律制裁。(37)Christopher Kutz,Responsibility,in Julse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48.Also see H.L.A.Hart,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1. (38)参见注(37)，H.L.A.Hart书，第211-212页。例如，在英国法律中，某个人可以诉请国王签发一个提供救济的令状。但是重要的概念、原则和制度总体上仍然得以保留，以犯意为核心的法律责任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环节。同注(13)，[美]罗纳德·德沃金书，第56页。参见唐晓晴：《(葡萄牙民法典〉简介》，载《葡萄牙民法典》，唐晓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的确，证明违法者在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存在极大的困难，也许只有违法者本人才知道真相。这个理解同本文所澄清的西方法律责任概念是契合的。

条文表述中的罪行不是指称犯罪，而是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法学关于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基础理论研究总体处于严重停滞的状态，其具体观点不仅陈旧而且错误。

如果本文的基本主张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对于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重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概念澄清或许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尽管笔者没有看到霍菲尔德通过刑事法律关系的例子来说明liability这个术语，但是可以通过他涉及的其他公法法律关系的例子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例子所蕴涵的逻辑来推论他对于刑事责任的理解。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忘记欧洲国家在集体主义和全能政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恶果，只要我们的宪法还承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那么，我们就应该强调捍卫公民自由，倡导一种以有限政府理念为基础的责任本位论。[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且立足于法律责任的一般概念，哈特所阐发的这种特定的法律责任观强调，违法者和救济之间的必然联系须以自由选择的行为为基础，行为时违法者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控制能力是认定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这导致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在有关刑事责任的理解上发生了分歧。

(27)尽管霍菲尔德分析的目标是right，我们反其道而用之，刚好把握到了duty的确定意义：即在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自己享有做某事的特权，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不能要求他不做该特定事项，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不负有不做该事项的义务。(50)大概在1957年至1967年的十年间。

(15)遇到duty在英文句子中单独使用时，既有翻译为责任的情况，(16)也有翻译为义务的情况。中译本译为：读完康德对贡斯当的回应，有人必然要问，说实话的责任如何与我们尊重他人的理性主体性(rational agency)的责任相一致。

(46)《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违反债之关系所生之义务者，债权人得请求损害赔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建立起来。

经过长时间的文献阅读和对法律实践的观察，笔者似乎看到了解开心中疑惑的曙光，希望本文的写作能为这一困惑了笔者将近三十年的问题提供一个至少令本人满意的答案。(43)除了情况(4)所涉及的刑事诉讼，在该诉讼中，由史密斯船长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被判处10年监禁以外。我们是否要因为这样的困难而放弃法律责任呢？显然不能。如果一个法律体系不做这样的制度设计，那么就要受到严重的道德谴责，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招致严厉惩罚的严重犯罪来说，更是如此。

在哈特看来，就惩罚理论而言，功利主义者对报应论的某些批判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关注违法者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的法律责任制度并不必然同报应论捆绑在一起。笔者还设想以本文所严格限定的法律责任概念以及哈特特殊的法律责任观为基础发展出一种责任本位论。

笔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法律人秉持这一信念必将能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作出卓越的贡献。比如说，被代理人把签订合同的能力授予代理人，代理人签定合同所产生的合同义务将归于被代理人。

澄清法律责任概念，确立哈特意义上的特殊法律责任观，有助于这一基本价值的实现。(54)在哈特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这位法学家为保留和发展法律责任原则和制度提出了严密的分析和丰富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在于，法律责任有限制权力滥用、阻止政府借助法律过度干预公民自由生活的价值。